【战“疫”说理】依法战“疫”笃定前行

【战“疫”说理】依法战“疫”,笃定前行

古谚曰:“枪炮作响法无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虽然不是一场动枪用炮的战争,但也是一场充满生死较量的严酷战役。

眼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中央指出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当前我们抗击疫情的决心不能动摇,工作不能麻痹,依法抗疫的要求同样不能丝毫松懈。过去这段时间,依法抗疫工作取得了经验,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与不足。未来抗疫工作不仅要依法,要善用、用足法律,还要重视用好法律,保证权力行使的恰当性、合理性,避免机械地按照法律的规定简单粗暴地执法司法;此外,依法抗疫还要讲方法,讲究智慧,比如依法防疫不能不充分考虑疫情防控与服务企业复工复产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又如对涉疫违法犯罪在坚持及时从严打击的同时,要充分考虑矛盾的化解,减少社会对抗,不能简单地将依法从严理解为对犯罪人一概判刑从重处罚了事。

内容有所不同。决议涉及的内容原则性、理论性较强,而决定涉及的内容相对比较具体,实践性更强一些。

关于建立、修改某项法规的决定,关于贯彻、落实某一法律的决定,关于对某一领域犯罪行为进行专项打击的决定,都属于法规政策性决定。如《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

正文采用公文常用的结构基本型,由开头、主体、结尾三部分组成。

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决议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议”,所以较多使用议论;决定则较多用 来布置工作、提出要求,不一定要展开充分的议论。

开头一般是写发布决定的背景、根据、目的、意义。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开头:

中央强调依法防控,还充分考虑到疫情特殊时期国家各级机关事情多,任务重,时间急,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容易失去分寸,超越法律授权和不按照法定程序办事,甚至出现以疫情防控为名实施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强调依法防控根本上有助于保证国家权力的规范行使,避免公民权利遭受侵犯。

为了保护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特作如下决定:

决定和决议是近似文种,尤其这两种文体在党的机关公文中并存,在写作实践中,一定要区分二者的不同。这些不同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

决定的标题一般采取公文标题的常规模式,即发文机关+主要内容+文种的写法,一般不省略任何一项。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月5日,在举国抗疫最吃劲的时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习近平指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特殊时期见决心,《意见》的及时通过和中央的态度,充分展示了我国眼下特殊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既定方略不仅没有丝毫动摇,而且更加坚定。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作如下修改:”

中央之所以强调疫情防控越吃劲越要坚持依法防控,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是行为准则。特殊时期,疫情防控工作千头万绪,突发问题始料不及,各方利益诉求汹涌交织,如果缺乏基本行为准则,防疫工作可能陷入混乱不堪的状态。而且,与道德、教育等不同,法律是“刚性”的行为准则,依法开展抗疫工作,行为的标准与要求明确,各方主体责任清晰,可以有力地提升疫情防控的效率与执行力。

成文日期标写有所不同。决议的成文日期,用括号标写在标题下方,有时还要包括会议名称;决定可以这样标写(如党的机关公文对决定就要求这样标写),也可以像一般公文一样,将成文日期标写在正文之后(这种情况行政公文比较多见)。

用于批准事项的决定,这部分要表达批准意见,如有必要,还可对批准此事项的根据和意义予以阐述。

如果是批准某一文件的决定,则写明批准对象的名称。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开头: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建国以来的一场非常之役,整个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考,这其中也包括对中央依法治国决心以及过去这些年依法治国效果的考验。战役中我们看到了依法抗疫的重要性和巨大效能,更加坚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

决定也可以对一些事迹突出、有典型意义的先进个人或集体进行表彰,或者对一些影响较大、群众关心的事故、错误进行处理。前者如《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国发〔2017〕2号)。

标题下面一般标注通过或制发时间。比如,上文提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括号内为通过时间,但是有时候也用发文字号表示,比如《国务院关于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国发〔2017〕2号)。

决定在对重要事项进行决策时,同时也提出工作任务、具体措施和实施方案,要求受文单位依照执行。

奖惩性决定跟用于奖惩的命令和通报作用接近,但层次规格不同。决定从规格上看低于命令,但高于通报。一般性的奖惩或者基层单位的奖惩活动,用通报即可。

(一)法规政策性决定

结尾比较简单,主要用来写执行要求或希望号召。 比如“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等。

决定虽然没有命令那样浓的强制色彩,但也是一种权威性很强的下行文。决定是上级机关针对重要事项和重大行动,经重要会议或领导班子研究通过后,对所辖范围内的工作所做的安排。决定一经发布,就对受文单位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必须遵照执行。

新增病例患者年龄49岁,目前在医院隔离,情况稳定。(总台记者 徐荃乐)

适用于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

对重要事项或事关全局的重大行动做出的决定,具有决策的性质。一般要阐述基本原则,提出工作任务、方案、措施、要求。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二)重要事项和重大行动的决定

如果是表彰、惩戒性的决定,开头部分则要叙述基本事实,也就是先进事迹或事故情况,篇幅要比一般决定长一些。这实际上也属于行文的根据,跟公文结构的基本型仍是一致的。

用于表彰或惩戒的决定,这部分要写明表彰决定和项目,或处分决定、处罚方法。

用于指挥工作的决定,这部分要提出工作任务、措施、方案、要求等,内容复杂时要用小标题或条款显示出层次来。

形成程序有所不同。按规定,决议的形成必须经过会议讨论通过;而决定,虽然有时也要经过会议讨论通过,但没有规定必须如此。

抗疫工作以来,中央依法抗疫的精神与要求得到了最及时、最有力的贯彻执行。立法上,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行政执法上,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及时依法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为执法机关明确行为规范的同时,也为国民的行为提供了指引,根本上保证了抗疫工作的有序推进。司法上,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及时制定规范性文件、发布指导案例,积极应对涉疫情违法犯罪。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违法犯罪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用足用好法律规定,依法及时、从严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违法犯罪的意见》针对基层实践中过度扩张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不妥当做法,明确规定了本罪的具体情形与适用范围,实现了“从严”与“依法”打击违法犯罪的有机统一,取得了很好的法治效果与社会效果。

决定一般不是向某一个具体单位发出的,行文对象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由于决定所涉及的事项和解决的问题,都有全局性的意义。